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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风雷
告别于都河
中央红军从一九三三年九月开始的第五次反“围剿”越战越艰难。根据地在一天天地缩小，尽管上级一再强调“决死一战”、“奋力反攻”，战局仍然不见起色。我们死守在那些堡垒里，眼看着敌人的气焰越来越嚣张。涂着“青天白日”机徽的国民党飞机，肆无忌惮地在“红都”瑞金上空投弹扫射;有时，它们还扔“传单炸弹”，“劝降”书纷纷扬扬，像秋天的落叶般满天飘落，战士们气得掉泪，但只能对着飞机骂一通解恨。
昔日的根据地成了反动军队横行霸道的地方，他们大肆搜捕红军伤病员，屠杀拥护红军的群众，摧毁红色政权，苏区一片狼烟。土豪劣绅的“剿共团”、“兰衣社”等顽劣势力，乘机四处活动，倒算人民的胜利果实。群众都到红军阵地上打听消息:红军下一步怎么办?那种担心与信任、不安与希望掺合在一起的复杂感情，使我们更加焦急与困惑。
过去，红军也有失利的时候，但那时总是及时地听到上级指示，包括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困境的决策，每一项明确的指示都给指战员带来信心和力量。但这一次，一道道命令只是“死守”。结果是越守阵地越小，战士们辛辛苦苦修起来的堡垒，敌人一炮就给掀翻了。就这样被动、挨打，处处失利。
“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由军事冒险转为实行消极防御的保守主义，使红军遭受了重大损失。
根据地本来就是穷苦的边区，红军十万人马云集在这里，坐吃山空。过去外线作战筹来的粮、款用完了，只好与群众一起勒紧腰带过日子。伤病员在增加，武器弹药在消耗，却得不到补充机会。为了保存革命力量，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
经过了将近一整年的艰苦战斗，到一九三四年九月下旬，我们奉命脱离阵地，集结于于都一带休整。当时并不知道要进行长征，更不知道要花上一年的时间，走过两万五千里艰苦绝伦的征程，但种种迹象表明，红军要有大的行动。
师部不断通知我们去领棉衣，领银元，领弹药，住院的轻伤员都提前归队，而重伤员和病号，则被安排到群众家里。地图也换了新的，我一看，不是往常的作战区域，这说明，部队要向新的地域开进。
但是，上级要我们做上述准备工作的时候，都没有讲明原因，甚至在下发地图时，连个简短的说明也没有。战士们在猜，连我们当团长、政委的也在猜。杨成武同志实在憋不住了，便给师政委刘亚楼同志打电话，他们俩是同乡，彼此间比较亲密，所以他想通过这个途径“套”出些端倪来。那知，刘政委在电话里严肃地说:“你这个同志哟，年纪不大，心眼不少，叫你待命你就待命呗，打听那么多干哪样嘛!”
当时我正害疟疾。一发作就是高烧、寒战。卫生部队姜齐贤给我检查病情，抽血化验后，与陈光师长商量，建议把我交给群众养病。
我十分着急。部队要行动，我这当指挥员的，怎么能留在后方?于是就给姜齐贤同志打电话。我们是同乡，加上我“俘虏”过他的那层特殊关系，彼此交谈一向不用客气。我在电话里直截了当地质问他:“姜胡子，你搞的什么鬼嘛?”
他一听就知是因为让我离队养病的事，解释说:“耿团长，现在药品太缺乏了，我怕你吃不消，你的病太重了。”
我问:“病到什么程度?不就是打摆子吗?’’
他耐心地说:“打摆子与打摆子不一样。疟疾是由疟原虫感染而发的，有的疟原虫是一天发作一次，有的是两天发作一次，有的不定时间就发作。你现在身上什么样的疟原虫都有……”
我不听这些病理讲演，打断他说:“什么疟原虫，见鬼了!我反正不能留在后方。”
之后，我趁陈光师长和刘亚楼政委来检查出发准备的机会，“软缠硬磨”，一再表示我能顶得住，他们才同意了我的请求。
记得当时还发了很多鞋子，有布鞋，也有草鞋，这表明要走很多的路。由于在于都补给我们一些新同志，发放的棉衣和鞋子不够数。我就没有领衣鞋。那时总觉得要出去打几仗，而打仗总会有缴获，谁知竟是一去不回了。后来，我是靠打“税警旅”时缴获的一双胶鞋，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
命令终于下达了，任务是“转移”。陈光师长交代给我的前进路线是由于都向临武、兰山一线夜行军。
作为“万里长征第一步”，现在想想真是平淡无奇。我和杨成武政委、李英华参谋长像往常出发那样，到各单位驻地检查了群众纪律，还与当地苏维埃的同志们谈了些天气、收成等家常话。驻地的群众看到部队开始上门板、捆铺草、打背包、裹绑腿，知道红军要打仗去了，纷纷前来话别，还有几位江西籍红军的新婚不久的妻子也来送别，大家便乘机与他们开些玩笑，闹得新娘子成了大红脸，赶紧离去，躲得远远地望着我们出发的队伍。倒是苏区的姑娘比较开通，她们把绣好的荷包呀、炒好的瓜子呀什么的，追着战士往手里塞;胆子更大些的，干脆跟着战士走一程，问他“叫什么名字?”“哪里人?”“能立功当英雄?”这下该那些男子汉们害操了，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姑娘们便嘻嘻哈哈，三五成群地唱起“红军哥哥打胜仗，哎呀，妹等哥哥快回来……”
特别使我难忘的是我团特务连一位姓谭的排长，由于眼睛被敌机炸伤，只好安置在根据地的一户赤卫队员家里。那天他也由房东阿妈扶着，在路边摸索着与战友们一一握别，并且一再要求要与我说几句话。当他摸到我的胳膊时，竟控制不住，失声哭起来。
我安慰他:“谭讶子，莫要这样嘛!我们十天半月就会回来的。”
他却预感到什么似的，呜咽着对我说:“团长，记住我是浏阳县的，你们回来如果找不到我，就到老师长徐彦刚同志那里去找我……”
我说:“怎么能找不到你呢，团里有登记嘛，你安心养伤吧。”
我又向房东阿妈拜托了一番，并让警卫员杨力同志从我的公文箱里拿出几块光洋交给她，让她设法给伤员买些药和营养品。
老阿妈也是眼含泪花，说了句“放心”就硬咽着说不出话来了。
我上马出发后，不由得又望了谭排长一眼，只见他撕扯着满头绷带，似乎一定要看一下战友们，但被群众劝住了。
几十年来，这个印象一直在我的脑海里萦绕。他与我告别的话，不幸言中，我再也没回江西苏区根据地，而我们的好师长徐彦刚同志，留在湘赣边界坚持斗争，后来也牺牲了。算起来，原红三军九师的同志，现在幸存的不过十几个人了。
从于都出发那天的月亮又大又圆，是个“望”日。可见，现在大家说的长征出发日期——-十月中旬，正是阴历的月半。出发时，我们二师走在全军右翼的最前面。通过出发线不久，各路大军便渐渐汇集到一条道上来了，队伍拥挤在一起，走走停停，显得有些紊乱。停的时间长了，有人便靠在路边打磕睡。我们几个团的领导便前前后后地嘱咐各级指挥员加强指挥，以免拥挤中插到别的部队中去。
半夜时分，一位师部通信员送来命令，让我们离开军团行军序列，以最快的速度直插于都河，在那里过桥后，立即向前延伸警戒，作为师的前卫团开路前进。随命令还附来了注记好的地图:图上没标敌情，只有行军方向。这说明，前方尚未侦察。这个决定也许是临时做出的。
我们立即派出“前兵”，由通信主任潘峰带十几匹快马先行，沿途侦察警戒，以防不测。
全团从稻田、山丘中取捷径奔向于都河。离开了各路人马汇集前进的洪流，那种举着火把、长龙似地奔向渡口的热闹景象看不到了，只听得萧瑟秋夜中到处是踢踢踏踏的脚步声，偶尔有一声战马的嘶鸣从夜雾里传出，使这次行军更带上了神秘的色彩。
于都河渡口已经架好一座浮桥。我们到达桥头时，军委工兵营营长王耀南同志正在指挥战士们加固桥身。要知道这是用以通过几万人马的唯一通道啊!
军委作战部留在王耀南同志那里一个便条，大意是:勇部(“勇部”是红四团代号)到达后立即过桥，不得延误。其它人员待勇部过完后再过。
王耀南同志告诉我，这座桥晚上架起，白天拆掉，以防敌机轰炸。驻在于都河附近的一些伤员、病号和机关的工作人员，得到消息后已经提前行动，涌到桥头，军委正在设法调整秩序。那些步履艰难的伤病员，一看来了主力部队，纷纷围上来打听各自的所在单位。大批苏区派出的民工，挑着、抬着一些笨重的机器、箱子、坛坛罐罐、成捆的纸张、书籍，还有火炮部件，与作战部队一道，拥挤在窄小的木桥上。
那座用小船、门板、杉杆架成的浮桥，在奔腾的河面上摇摇晃晃，吱吱作响，真有“不堪负担”之感。
我在桥头观察了一会，发现这样你拥我挤，既危险，又不方便。便组织几个人，拦住那些“杂牌军”，对他们解释说:
“同志哥，我们是前卫，让我们先过，好给你们开路呀!’’
我也大声宣传:“大家别急，把桥让出来，部队过得快，用不了多长时间。”
同志们都自觉地停住了。一位拄着棍的老大姐(我记不清是哪位了)，肩上挂了个印花包袱，灰军装洗得发白，帽上的五角星却是鲜红的，一边喘着气捶自己的腰，还一边与我开玩笑:
“耿猛子啊!我走不动呀，不让我们‘笨鸟先飞’，我可怎么追你们哪?”
我说“那你找后卫部队去呀!’’
于是大家都笑了。
桥让出来了，部队成两路跑步通过。我与杨成武同志走在最后，牵着马边走边说:
“看到没有!都出动了。”
“看来，这不是一般的转移。”
过桥，上马，我们向部队前方急驰。部队很快就在溶溶的月色里，走上了崎岖的山路。派往师部报告我们行踪的通信员很快也归队了。没有新的情况传来，上级的命令只是一句话:往前走。
潘峰同志也从前面传来情报:部队进入偏僻的山区，周围没有敌情。
山路崎岖，月亮被座大山遮住了，看不清路面，不断有人摔倒。我们便下令:
“亮起火把，快速前进!”
山凹里立即出现一条蜿蜒的长龙，我借光看一下地图，发现我们快走出根据地了。“长龙”一会儿从“腰”里断了，那是通过树林;一会儿弯向天空，那是尖兵在爬山;一会儿，火把聚成一团，那肯定是遇到障碍，正在组织排除。
几个江西藉的战士悄悄地问:“团长，这是要到哪去呀?”
“转移，打敌人去呀。”我能回答这些“同志哥”的，也只有这句话。
大家不再问什么，只是走呀，走呀……
突破三道封锁线
前面所说我们不知道这次大转移的目标，是指我们师、团指挥员。其实，上级领导、特别是中央的领导，对这次战略转移是有明确目的的。据我们事后知晓，大转移的第一个目标是到湘西去和红二军团、红六军团会师，集中红军力量以反击敌人的进攻。为此，在大转移前《红色中华》第二三九期上发表了洛甫同志的《一切为了苏维埃》一文，提出了准备反攻的任务。大转移的第二个重要目标是北上抗日。从“九·一八”事变后，我党及所领导的武装力量，一直在为这一目标努力着。但是国民党当局一味执行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不去抵御外侮，反而把枪口对准红军，使日本侵略者得以占领东三省，进而窥视华北。这样，领导人民抗日的重任便落到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肩上。为此，早在七月份，由红七军团组成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已开赴赣东北。当然，即使中央领导，当时也不知道这次大转移竟要花一年时间，走两万五千里路程，最终到达陕北。这些，都是在大转移过程中，根据情况的变化而决定的。
使红军指战员感到高兴的是，毛泽东同志从“流放”中回到瑞金，并与中央红军一齐踏上了征程。我们一军团历来是毛泽东同志亲自指挥的，大家都希望见到他，尤其希望他再来指挥我们战斗。但是他一直没有到我们中间来，因为当时李德一伙诬蔑毛泽东同志搞宗派活动。为了全党全军在关键时刻的团结，毛泽东同志自觉避嫌，不与一军团的同志作过多的接触。尽管如此，但毛泽东同志和我们一起行军、战斗，这对我们仍是一种鼓舞。我们在新坡附近踏进白区，即接到军团让前卫部队以强行军速度前进的命令。队列里一片“跟上！"“快走”的命令声。从来往的电报、文件中我们也逐渐明确了我军的阵容:整个“中华苏维埃政府”机关和军队，已经全部进行转移，我们一军团在左翼，后面是九军团，三军团在右翼，后面是八军团，五军团担任殿后。五个军团从前后左右象抬轿子般，掩护着第一纵队(军委纵队)和第二纵队(中央纵队)，作甬道式开进。因此，前卫部队要扫清前进路上的一切障碍，制造出一片安全地带，以便一、二纵队从容前进。由于从根据地带出来的坛坛罐罐太多太杂，因此一、二纵队十分臃肿;进入五岭山区后，山险林密，小路崎岖，他们的行动更加缓慢，有时一天才走十几里路，这就为前卫和两翼的掩护部队增加了困难。
前卫团夜行晓宿，始终与中央纵队保持一天的行程。中央纵队走得慢时，我们便原地设防警戒;中央纵队跟上来了，我们就要急行军。进入白区开始发现敌情，我们便在前卫线上作扫瞄式运动。这时我的疟疾越来越重，果然应了姜齐贤那番诊断，由隔一天发作一次，发展成一日数次，有时甚至是不间断地发作。由于我们是前卫团，既没有药品，也无法去找姜齐贤或人称“戴胡子”的医生，只好任它折腾。
十月二十二日夜间，我的疟疾又来了一次大发作。牲口是没法骑了，警卫员杨力便找一副门板，由几位同志抬着我行军。半夜，我在昏昏沉沉的高烧中，听见杨成武同志正在指挥部队:
“往后传:熄灭火把，不准讲话!”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从担架旁走过去，我咬着牙爬起来，只见担任前锋营的一营正在往前赶去，便问:
“怎么回事?”
杨成武同志说:“要打一仗二”
我一咕噜从担架上跳下来。“疟原虫”顿时无影无踪了。
有人递给我一缸子水，李英华参谋长用一顶斗笠遮住马灯，就在担架上看地图。
参谋长指着信丰附近的一处地点，说:“我们在这里。”
潘峰插上来介绍敌情:“那是余汉谋的部队，”他指点着一处一处的地方，“这些全是碉堡。王八蛋们连老乡的棺材板都抢去了。我们的突击方向是古破，离这十五里。”
看来他侦察得挺细。
余汉谋是广东军阀，从敌情态势看，蒋介石是让他用大量乌龟壳组成一条屏障，把红军挡在这里，以便让尾追的敌人赶来包围歼灭我们。据侦察报告说，这些碉堡有的已修了几年，彼此间还有交通壕连接，有的则是用抢劫老百姓的材料赶修出来的，比较孤立和难守。
这就是后来被称为长征路上的第一道封锁线。
军团命令我们相机突击，从封锁线上撕开一个口子。我与杨成武同志略一研究，便下令调整队形，迅速接敌。很快，尖兵连有了战斗，是敌人派出的小股警戒部队与我们交火了。这些敌人想不到我们来得这样快，稍作抵抗，扭头就跑。
战士们喊着“不能让他们回去送信呀!”一阵穷追，把这股敌人全部歼灭。
据抓回的俘虏供认，古陂守敌是一个营，武器装备比较好，士兵都配有钢盔，穿的是清一色斜纹布夹衣。广东军阀财源充足，实力雄厚，在白军中算是有战斗力的军队。所以蒋介石把他们摆在第一线，再加上有乌龟壳的依托，易守难攻，因此他们自己吹嘘为“固若金汤”。
红军战士憋了几天，一听说有仗打，个个高兴得傲嗽叫，纷纷说:“团长，你还是躺到担架上休息吧，保证让你到古陂吃上早饭。”
我说:“那可不行。这是第一仗，杀鸡也要用牛刀。”
尽管敌人只有一个营，我们还是慎重研究了战术。我把特务连连长王友才叫上来，对他交代任务说:“你带一个连，从右翼插进去，猛打这些刚修好的碉堡里的敌人。但是不许一下打进去，只要打得他们吃不住劲就成。”
王友才是广东人，当过海员，脑袋也蛮灵活。他眨眨眼，明白了我的意图，连说:“系(是)的啦!系的啦！”
我说:“去‘招待’你那些‘老乡’们吧!”
我们让一营负责主攻方向，任务是打增援。担任诱敌的王友才果然打得很出色。他们逼近到敌人附近只有二十米的地方，一会用广东话向他的敌人“老乡”喊话，一会儿投弹射击，大声“冲呀’，’’杀啊”地造声势，吓得敌人向营部连连呼救。敌人果然从那些坚固的碉堡里出动增援，等他们窜出交通壕，我们的主力便迅速冲上去，把增援的敌人围在一片开阔地里，于是更多的敌人被吸引出来，而我们则用一支迂回部队抄了他们的后路，冲进了兵力已经不多的乌龟壳里。
这时，王友才开始解决战斗，先打掉他们正面的敌人，然后从右翼迂回包抄过来，全团发起一阵猛冲，敌人就垮了。
我们果然在古陂吃上了早饭，那些完好无损的乌龟壳，成了我们拣战利品的好地方。从敌人的营部，战士们缴获了
几床丝棉被，政治处决定当奖品发给作战有功人员。这时各路兄弟部队的战报也纷纷传来，我军在各个突破口上的进攻都尽如人意。信丰河畔一线的群众被反动军阀蹂躏多年，现在有了出气的机会，主动出来帮我们处理俘虏，运伤员，当向导。很多人家都到碉堡上去拆回了被抢去的家具、木料，剩下的一把火烧毁，以防敌人再来利用。
我们当晚离开古陂，一个个乌龟壳已经变成一团团火焰，熊熊火光象一条火龙，映红了夜空和信丰河面。
敌人的第二道封锁线设在湖南桂东、汝城至广东城口一线，摆了个一字长蛇阵。蒋介石没料到第一道封锁线“闪电式”的崩溃，所以第二道封锁线上，还未来得及布兵，只是一些民团在守碉堡。余汉谋的兵力从第一道封锁线上败退后，蒋介石急令他们占领第二道封锁线。大概他觉得，依靠这伙败军有点靠不住，于是又令湘军南下，想提高一点保险系数。这两省军阀是第一次协作，尽管官场上讲的是“珠联璧合”，实际上是貌合神离。粤军是且战且退，期望湘军来打头阵;湘军是以邻为壑，把风险推给粤军。于是他们谁也不认真打，谁也不肯“出血”。等到我们突过第二道封锁线，进入湖南、广东接壤地区后，他们才在蒋介石的军事会议上认真交起火来。
说起来，那几天的战斗我们也被搞胡涂了。抓到敌人的尖兵，交代说前面是粤军陈济棠的部队，等发起进攻，打完后点验缴获，却发现是湘军二十六师的番号。有一次侦察到一个小村子里驻有敌军，冲进去后，敌人已望风而逃。我们也不打算久留，便安排往前追击，突然后卫报告发现敌情—敌人踏着我们的后路追上来了。我心中大惑不解，但情况紧急，不容迟疑，立即下令隐蔽待敌。结果，是敌人一个挑夫队大摇大摆地进了村子。
我们截获了这个挑夫队，询问他们是送给哪路敌军的军需品;可笑的是，连押送挑夫的军官都说不清，说只要是“剿匪”部队(指打红军的反动军队)就行。
这回我们可发了“洋财”。挑子里全是崭新的尖头子弹。
当时，我们从苏区带出的弹药是自己制造的再生弹，象这种尖头带曳光、杀伤力大的子弹，从五次反“围剿”来已经久违了。战士们毫不客气，把民夫打发走，每人发给三块大洋让俘虏回家，把那些铿亮的尖头子弹尽力往身上带。我也装了三条子弹带的手枪弹，直到长征过了雪山还没舍得打完，在两河口第一，四方面军会合时，送给八十八师郑维山同志满满一条，在当时当然是难得的礼物了。
我们把剩下的子弹派人送给师部。陈光师长回了个条子，我们得知红六团在城口以奇袭的方式打了个大胜仗;红三军团也对汝城之敌进行了有效的控制;中央纵队安然地从第二道封锁线中突围而出。
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在湖南的良田到宜章之间。为了经营这道封锁线，敌人动用了二十万兵力，除了第一、二道封锁线的残兵败将外，又拚凑了一些粤军、湘军赶来布防。
当时粤汉铁路还没完全修通，有的地方已经铺轨通车，有的地方只是修了路基，有的地方则什么都没有，只是乱糟糟的摆着些施工器材。反动派利用修铁路的机会，把器材、机械挪作军用，修了大量碉堡。这些碉堡大部分是钢筋水泥结构，加上交通壕相连，形成交叉火力。除了后来第四道封锁线有湘江作天然障碍外，第三条封锁线是他们堡垒式防线中最坚固的一道。
蒋介石大概没有预料到第一、二道封锁线垮得那么快，因此，当我们进到粤汉线湖南境内的九峰山、嘉禾一带时，他们的兵力还在频频调动之中。这一带山险林密，很适合部队隐蔽行军，如果我军行动迅速，完全有可能趁敌人布置未稳而突围出去。但是由于大搬家式的行动，整个红军及机关队伍长达五六十华里，以错过了机会。
十一月六日，我团已经到达麻圩坑。派出的侦察员陆续送回敌情:敌人正在紧急调动。因为他们有部分铁路可以用于运兵，同时，公路上也有一队队的汽车在穿梭往来，敌兵部署变化很快。在我们的正面，敌人布防重点是乐昌。
我们在麻圩坑时，乐昌尚未被敌占领。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曾下令前卫部队一直冲过乐昌再说。聂荣臻政委认为，敌人是乘车，而我们是步行，很可能在我们赶到乐昌时，敌人已抢先到达，即使我们前卫赶到敌人前头，但中央纵队是绝对过不去的。这样，先头部队就得占领粤汉线东北约十公里的九峰山制高点，以控制九峰山与北面五指峰之间的地带，保证中央纵队通行。
为了摸清确实情况，陈光师长率领我们几个团的领导，亲自向乐昌侦察。我们骑马跑到赖田附近，看见乐昌大路上，敌人的先头部队已经到了，真是好险。我们返回时，军团部也到了麻圩坑。林彪发现了一条电话线，并且居然沿电话线找到了电话机，而且还摇通了，接电话的是赖田那边民团的一个什么师爷。由于当时还有国民党的几支嫡系部队在我们后面追赶，林彪便装做“中央军”的口气，“妈的娘的”将对方骂了一通，让师爷把他们的团长找来听电话。民团团长也不摸虚实，老老实实地回答说，他保证“坚守防务”，但是未见到红军的影子，也不知道红军到了什么地方。林彪说你们这些民团顶屁用?还不快联络正规部队，以备阻击。民团团长赶紧报告说，邓龙光(粤军)三个团已经占领乐昌，其中有一团人正向九峰山开进。林彪一听敌人已经向九峰山行动，汗都下来了，因为事先军委曾令一军团控制九峰山制高点，林彪因当时乐昌还没敌情，就没有下决心执行。他急忙摔下电话，直接对陈光师长和我下令说:“快!耿飚他们那个团能跑，你们要不惜一切代价上九峰山。立即出发！"
我们星夜奔袭，向九峰山主峰疾驰。沿途到处是我们的部队，先是紧跟在我们后面的九军团，然后就是中央纵队、军委纵队，熙熙攘攘在各条山间小道上拥挤着蠕动。这说明全部红军都被紧逼到这条狭长地带来了。九峰山如果拿不下来，干系非同小可!偏偏天公不作美，那天突然下起了罕见的暴风雨，从天而降的水柱象鞭子一样，直往身上抽，牲口都惊得惶惶不肯行走。我们有马的指挥员干脆弃马步行，不顾一切向九峰山前进。途中，我突然觉得一阵“激凌”，立即意识到又要打摆子了!心里想着，嘴里不知不觉竟说出声来:“现在不能来，现在不能来，等打完这一仗再说。”
在一片哗哗的雨声里，陈光师长不知怎么听见了我的声音，便把手遮在嘴上，大声对我说:“要得!”
他不知把我的自言自语听成什么了。当时风雨交加，战事火急，也没顾得上问他，后来想起来要问他时，他又不在身边，现在，这件事已经成了“千古之谜”了。
暴风雨给我们造成了困难，也给比我们略早一点到达九峰山的敌军帮了倒忙，他们是立足未稳，风雨中又不便发扬火力，加上雇佣军怕苦怕死的本性，上山后还没找好阵地就被我们赶了下去。我们的进攻方向是逆风，又是仰攻，用战士们的话说，大部分力气都用在对付老天爷上了。
一夜风雨，一场激战，全团上下都成了“水兵”，有的同志还穿着从苏区穿来的短裤，背包都轻装在麻圩坑了，被初冬的风雨一淋，冻得瑟瑟发抖。我的身上也是一阵冷一阵热的，占领了山头才觉得一点力气也没有了，身子一软就坐在了掩体里。陈光师长走过来，拿出一包用油纸裹着的旱烟，让我吸一口提提神。这时，我才发现嘴唇上起了好几个水泡，大概那是“疟原虫”的“杰作”。
等敌人避过大雨，风是风火是火地向九峰山进攻时，我们已经构筑了阵地，作好了准备，兄弟部队也已在相邻的山峰插上红旗，展开了九峰山大阻击。激战一天，掩护九军团和中央、军委纵队安全过了粤汉线，我们才撤出阵地，回到军团部接受新任务。
当我们还在与九峰山之敌激战的时候，九军团攻下了宜章、良田，中央纵队已经突破了第三道封锁线，进入兰山、临武一带，因而我们掉在了大队的后边。军团指挥员命令我们迅速超越中央纵队，恢复前卫位置。
这时已是冬令，风雨过后，气温骤降，再加九峰山风雨中的度战，很多同志受了风寒，病号一下子多起来。九峰山一带到处是大森林，荒山里看不到一户人家，我们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互相搀扶着，从侧翼插向前卫位置。由于荒无人烟，我们只能在树林里露营，有时还要饿着肚子行军，历尽艰辛按时到达前卫位置—天堂坪。
在天堂坪，我请一位老中医给患病的战士们看病。这位老中医(当地人称“郎中“)十分和善，知道我们共产党的主张。他看到红军战士病成那样子还坚持行军打仗，目光中蕴含着惊讶和敬佩之情。他不但为患重感冒的同志熬了一大锅宽中理气的汤药，还为伤员敷上了接骨生肌的药膏，对有风寒腿、腰背疼的人则施以针疚。我们从他那里买了一些丸、散、膏、丹之类的成药。他见到红军买卖公平，尊敬老人，十分感动。晚上他让我住到他的家里，细细地为我切脉配药，又亲自煎了汤药，让我服下。
我问:“老人家，能不能把我一下子治好?’’
他哈哈大笑:“年轻人，那就难为老朽了。俗话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更何况你这是恶性脾寒?”(中医认为疟疾属足阳明脾经)
“可我哪有时间慢慢治呀，说不定明天就要上阵哪!’’我诚恳地说。
老人家拈着银髯，沉吟良久:“也罢，在下倒是有一祖传秘方，不过毒性太大，列祖传下话来不许轻易使用。待我为你炮制出来，保你一服见效。”
我大喜过望，连连道谢。
“但有一项，此药服下之后，七毒入血，恐有脱发之险。”
老者认真地说。
“要得!要得!’’我是“病急乱投医”，管不得许多了。
他仍然认真地说:“脱发乃毁容大忌，若因此连累你寻不到堂客，可是断人香烟的罪过哟!’’
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来了点“豪侠风度”，拍拍胸膛说:“不怕不怕!只要让我干革命，没有堂客也成!’’
谁知，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奉命出发，向道县奔袭。老中医不违诺言，虽来不及为我配药，却将他的祖传秘方，抄了一份给我。在这些民间医生看来，秘方比命还重，现在将药方授于一个过路的红军，足见他的诚心。
他将我拉到一边，信任地说:“这药方到你为止，不可再传，盖因其毒大矣。按照你的脉息，我斟酌一夜，对君臣佐使作了加减，估计不致脱发至尽，仅稀疏而已。日后你可仔细调理，仍可再生。”
我将药方揣入里衣，告诉他一定按他说的办。
老中医又说:“大军所到，非深山即老林，每有瘴气、风霜，易染时症，可用‘七叶灵芝草’驱之。有病可治，无病亦防。日啖一、二，无不灵验。”
“七叶灵芝草”即大蒜。原来，大蒜这种植物，只长七片叶子(以后上面长出一片新叶，下面就会谢掉一片老叶)，便抽苔结蒜头，所以有“七叶灵芝草”的美称。大蒜味辛辣，有扩张血管、加速血液循环的功能。老中医教给的这个民间验声方，后来在长征途中试用，果然灵验。
回想起来，我们革命事业的胜利，有着多少人民群众的心血啊。
戎马控惚，直到很久以后，当到达贵州黎平时，我才配齐了那付治疟秘方的中药。它的主要成分是斑蟊，去掉头足，以桂园肉赋型，一剂共为九丸，九丸又分三服。我只用了一服，严重的恶性疟疾就基本消除。剩下的两服，在延安又先后治愈两例。正如老先生所预料的那样，服药后一有些副作用，主要是掉头发，伴有手足发麻的感觉，但是并不十分严重。
当然，在现代科学技术条件下，疟疾已不算什么顽症，有了更多的灵丹妙药，那服按“以毒攻毒”原理配制的中药，已经不算什么了。可在当时，我们连奎宁都没有啊。由于它毒性大，配制也怪僻，尊重老中医的意愿，我也就不公布这个药方的具体配成了。
告别老中医，我们作为前卫团继续向道县急行军。蒋介石在丢失了三道封锁线以后，又拚凑了更多的兵力在前方围堵，同时命令尾追红军的“中央军”迅速紧逼。横在我军前方的，是比那些人为的乌龟壳更加险阻的天然障碍一潇水和湘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