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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之后，许多在抗战时期便立下汗马功劳的将才依然在新岗位上发光发热。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的聂荣臻元帅至死仍然惦念着祖国的发展，临终遗言令人动容。
聂荣臻
1899年12月，聂荣臻出生在重庆市江津区吴滩镇的一户人家中。
七岁时聂荣臻被送到了私塾进行启蒙，1913年十四岁的聂荣臻离开老家到15公里外的永川县陈食高等小学就读，接受了新式的教育，在这里他接触了许多与传统中国教育不同的学科，如物理、数学等等。
这段经历在聂荣臻的心里埋下了一颗小小的种子，他第一次窥见了科技的魅力，对先进的科学技术产生了向往，也为他后来大力支持我国国防科技事业埋下了伏笔。
1917年夏天，聂荣臻考入江津中学，当时聂荣臻一篇名为《评内忧外患》的作文受到了老师的一致好评，老师们夸他“道出了中国国弱民穷的根源，切中时弊。”
正如老师所说的，聂荣臻对中国时弊一针见血的看法也决定了他不会空在纸上谈兵，他心中涌动着爱国的热血。为了挽救国家危亡，二十岁时，聂荣臻毅然踏上了赴法留学之路。在法国，他遇到了一位后来与他并肩战斗七十二年的挚友，那就是邓小平。
1922年时，他与邓小平一同加入了由周总理等人发起组织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周总理的领导之下，二人紧密配合，在勤工俭学学生和华工队伍中宣传马克思主义，争取了一大批有志青年加入了社会主义的队伍。
也正是因为这在异国他乡为了理想共同战斗的情谊，聂荣臻和邓小平除了同乡关系之外，进一步上升到了高尚的革命战友情。在法国结下的友谊，一直延续到了抗战时期的艰苦岁月中。
聂荣臻不得不先从一线退下来休养身体，在三年的调养期间，邓小平多次探望，在医院里与老友促膝长谈，商讨国家大事。1956年聂荣臻康复之后，邓小平又代表党中央找到聂荣臻谈话，征求他对之后工作安排的意见。
聂荣臻曾经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到过这次的谈话内容，邓小平对他说：
中央对你的工作安排，设想了三个方案，你来选择一下。
一是中央已经决定调陈毅同志专搞外交，他分管的科学技术工作由你来抓；
二是彭真同志因为工作太忙，中央想让他免兼北京市市长，你过去搞过这个工作，仍由你来当北京市长；
三是主管国防工业和部队装备。
科技救国、实业救国是聂荣臻青年时期的夙愿，他思考良久，抬头坚定地对邓小平说：
“我不想当市长。对科学技术工作我倒是很感兴趣。我们国家太落后，也迫切需要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国防工业与科学技术有密切联系，可能的话，将来兼顾也可以。但是，还请中央决定。”
至此之后，聂荣臻就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科学技术工作。直到聂荣臻元帅弥留之际，仍然记挂着我国的国防科技事业，记挂着改革开放和祖国海峡两岸的统一大业。
1992年3月开始，聂荣臻元帅的病情不断加重，一个月以后，弥留之际的聂荣臻感到自己恐怕已经不久于人世，但是对于他最爱的祖国，他还有千言万语未能说尽。
他把秘书叫到身边，聂帅躺在病床上，颤颤巍巍睁开眼对他们说：“即使医生想挽救（我），也很难抢救过来，因此趁头脑还清醒说几句话，就叫做临别遗言吧。”
他说：
“（我）也想多听一听祖国科技事业振奋人心的好消息……我希望全国科技工作者牢记科技兴国的重任，努力攀登世界高科技的崇山峻岭，为国争光，为人类进步多做贡献。”
这不仅是弥留之际的聂荣臻对祖国后辈的殷殷期盼，更是他践行了小半辈子的远大目标。聂荣臻的前半生投身革命事业，为建立新中国出生入死；后半生专注科技事业，为国防建设呕心沥血。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刚刚从战争废墟中爬起来的中国就像一个刚刚学会走路的婴儿，周围四处都是危险，曾经多次面临西方国家的核威胁和核讹诈。
为了维护祖国和人民的安全，伟大的毛主席果断作出了研制“两弹一星”的决定，而聂荣臻就是这个决定的具体组织者，从导弹到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聂荣臻曾经四次冒着生命危险到现场去指挥。
然而，当时新中国刚刚才成立，知识分子奇缺，更别说具有导弹研制知识的人才。
聂荣臻在指定12年的科学规划得出，“两弹一星”的项目也大约需要大学以上的研究人员近18万人，包括搞新技术研究的5万人，但是当年毕业的理工科大学生全国加在一起也不过是三万人左右。
在聂荣臻的坚持之下，国务院最终批准导弹研究院接受了任新民、庄逢甘等数十名专家和一百多名毕业大学生。
可是这些人才远不足以支撑我国的导弹研发事业，苏联承诺给我们的帮助也一拖再拖，常以各种借口搪塞，种种迹象都表明着中苏关系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聂荣臻向中央报告说：“我们一定要争口气，有可能（苏联）这样一逼，反而成为我们发展科学技术的动力。”
聂荣臻想顶住压力咬牙向前，可是1959年开始，中国就进入了持续三年的经济困难时期，苏联又落井下石，单方面撤走了所有在华的专家，中断了与我国签订的所有协定和合同。
试验基地的施工部队也因为粮食供应困难不得不撤走，科研人员相继被疏散。周总理接到聂荣臻的报告之后，在中央军委会议上部署军队各大单位筹措粮食，紧急运往西北的试验基地。
可是却有人提出，现在肚子都填不饱，“两弹”项目如此烧钱烧力，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对祖国很不利，应该“下马”。
面对这种情势，聂荣臻没有丝毫的犹豫，多次到北戴河国防工业委员会上讲话，指陈厉害，句句发自肺腑，他说：现在“两弹”已经有一定的基础，如果队伍散了再接下去很困难。我们的工作不能断线。国防科技的强大对祖国来说至关重要。
正是因为聂荣臻的坚持，毛主席和周总理等人的支持，“两弹一星”的项目才在数次的风雨飘摇中得以保存下来。
聂荣臻对国防科技的重视，还体现在他特别关心和爱护国防科技人才。他很早就提出过建设性的论断，说国防科技人才是具备较高专业技能和科研能力的特殊群体，他们肩负任务的特殊性和科研工作自身的规律性，决定了国防科技人才管理的特殊性。
聂荣臻在与国防与各个研究院的领导谈话中多次强调，虽然很多科研人员也是军人，但是他们不是一般的军人，行政命令要少一些，要尊重他们，关心他们，靠人格魅力来开展好科技人才的管理工作。
聂荣臻知道这件事情之后，立即通知五院领导，以后钱学森只需要负责技术工作，行政事务一律不要去麻烦他，让这样一个大才在鸡毛蒜皮的小事里辗转不开，是对人才的巨大浪费。
所以聂荣臻随后又任命了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来兼任五院院长，钱学森退居副院长的位置，安心搞科研。
虽然聂荣臻不是一个科学家，但他却十分能够站在这些高精尖知识分子的角度去考虑问题，给他们以无微不至的鼓励和帮助。
他深知，科研工作不是煮个饭，烧个菜，更不是工厂的流水线，不可能样样完美，所以要允许科研人员失败。
1962年，任新民在负责改进仿苏联近程地—地导弹p-2的发动机时，实验了好多次都以失败告终，有些居心叵测之人抓住这件事，把他上升到了政治高度，说有任新民在政治上出了问题，他实验失败是有意为之。
任新民简直是有苦难言，他在五院最艰苦的时候请求调任来工作，为了科研宁愿睡简易的行军床也不去招待所，却被人这样污蔑。他的辛苦聂荣臻都看在眼里。
当时他有事脱不开身，便让五院的王诤和钱学森转告任新民：“凡是最困难的时候，成功也就快了。”还特地嘱咐五院的领导层，不要给任新民太大压力，更不要因为此事追究他的责任。
多年之后任新民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聂帅站得高，看得远。我听了他的话，心里热乎乎的，眼泪都快流出来了。聂帅的话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在他的领导下，我们科研人员顽强攻关，后来用了较短的时间研制发射成功第一枚国产中近程导弹。”
聂荣臻对国防科技事业的爱和关注是终身的，1982年即使不再负责我国的科技事业，却时刻牵挂着，当年十月份，聂荣臻在看了我国潜对地导弹首次发射失败的报告后，还要秘书给国防科工委的领导打电话：
“告诉他们，既是试验就有成功和失败两种可能，要像我国女排争夺冠军那样，胜不骄败不馁。”
聂荣臻舍不得祖国，他舍不下的不仅是国防科技事业，更有老友邓小平主持的改革开放事业。他在临终遗言里说道：“我非常赞同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时的重要谈话。我很想多看一看几十年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的喜人形势。”
聂荣臻与邓小平少年情谊，并肩战斗走到新中国成立，又各自在新岗位上为祖国的建设发光发热，虽然不能像以前那样常常相聚畅聊天地，但却都记挂着老友。
聂荣臻在退休之后，虽然身患重病，但是每天都坚持让秘书给他读文件、念报纸。一天，秘书给他念了一份邓小平视察南方时的谈话，秘书念到：“邓小平说：实践证明，我们搞特区的决策是正确的，我们改革开放的担子要大一点，步子要再快一点。”
聂荣臻听到此话之后，很是感慨，他对秘书说：
“小平同志了不起！这个谈话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中国能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能集中精力把经济搞上去，就是因为坚持了小平同志的思想。按照小平同志的思想搞下去，我国的改革开放就会有更大的发展。”
后来，每当有人来看望聂荣臻谈到我国当前的工作时，聂荣臻都会好好地夸一番邓小平。可以说，聂荣臻与邓小平不仅仅是革命战友，更是惺惺相惜的知己。
1992年5月14日22时43分，聂荣臻元帅与世长辞。聂帅在最后的遗言里曾说，他还有许多对祖国的话未说尽，而祖国和人民也有千言万语想对聂帅说。
1958年他向中共中央书记处写了一份报告，中国第一所科学技术大学诞生，中国国防科技事业的星星之火是他亲手保存，中国国防科技事业蓬勃的未来，在他的保驾护航下茁壮成长。
人民永远会记得他为祖国做的贡献，永远缅怀聂荣臻元帅。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陵园里，聂荣臻元帅的碑文写着：“聂荣臻同志永远和我们在一起。”他的精神永远，和祖国，和人民同在。